《西游记》的“修心”之道基于宗教。大凡宗教皆旨在“治心”，具有心灵疗效。中国的儒释道三教都曾围绕“人心”做文章，并阐发教理、教义。尤其是，佛教教义告诉我们：天魔乘修行者的贪嗔之心，或化为美色诱惑，或化为猛兽恐吓，或化现为佛菩萨说法，使修行者心中升起喜、怒、哀、乐、忧、惧等烦恼惑乱，以至心理失调，神经错乱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走火入魔”。只有大彻大悟的人，能明了诸法的实相，知道现象的世界乃是心识的表现，于一切境界不起贪嗔之心。只要心魔不起，妖魔自然会远离。《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》卷四说：“除诸法实相，其余一切皆是魔事。”“（魔军）也有十魔：欲魔军、忧愁、饥渴、恣纵于性爱、睡眠、恐怖、凝悔、大嗔、图谋营利及不应得之荣誉和傲慢等魔军。”这些说法将“妖魔”这一概念泛化为不良性格与阴暗心理的代名词。
《西游记》的整个故事叙述，紧紧围绕着一个“心”字，并糅合了儒、释、道多种理念。如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居住的地方就是“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”，两句话其实也都是指“心”。要“治心”需按照儒释道“明心见性”“修心养性”“存心炼性”等教义来完成。可以说，在一个人的成功之路上，“心性”修养、“心理”素质具有决定意义。只有通过修心养性，去除心魔，才能达到“正心诚性”的人生境界。若放纵“心魔”，为所欲为，必定会自食其果。
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，即善恶两面。唐僧的持之以恒，孙悟空的坚忍不拔，以及八戒、沙僧、白龙马的任劳任怨，他们心中怀有“朝圣”目标，甘于为既定的目标去付出，师徒四人不惧艰险，万里跋涉到达西天，这均是走向成功的善性要素，属于天使的一面。悟空的粗心急躁、唐僧的固执迂腐、八戒的懒惰好色、沙僧的木讷平庸，均是导致挫折的恶性缘由。“四个男人一台戏”，这台戏比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更热闹，更精彩。
在《西游记》中，“魔”之生，大多可以归结于“心不正”。唐僧师徒之所以屡蒙魔难，大多是由自身固有的人性缺陷导致的。其中，唐僧的“痴”，孙悟空的“急”和“嗔”，猪八戒的“贪”，是主要诱发因素。如在第二十七回“尸魔三戏唐三藏”一节中，白骨精变作布施斋饭的俊俏女子迷惑师徒四人，八戒“就动了凡心”，急急忙忙“跑了个猪癫风”。而唐僧愚昧无知，盲目轻信猪八戒的谗言，使妖魔的诡计屡屡得手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固然带有除恶务尽的气魄，但不免傲慢急躁，使得以慈悲为怀的唐僧一时间不能接受他火眼金睛的识人效果，故而再三将他驱逐。取经队伍内部的意见不统一，心不齐，则“魔”乘虚而入，终于“晦气到了”。尽管白骨精被打死了，但悟空却付出了横遭驱逐的代价。唐僧也因此失去了“防火墙”，接下去遭病毒恶魔侵害。
除了缘自取经人本身的欲念或邪心，有些“魔”还来自高高在上的国王们。第七十八回写比丘国国王因贪求长生，才会引魔入室。鹿精和白狐精唆使这位昏君，要用“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”作药引，“煎汤服药”。
《西游记》的叙事总是服务于佛经教义与现实人生相通的逻辑。生活中的邪恶根源于人内心的邪恶。成佛的过程，实际只不过是铲除“心魔”的过程。这样说来，十万八千里的取经之路是“心路”，悟空的七十二变属于“心法”，九九八十一难（实为四十余难）则缘于“心魔”：黑风山之难主要缘于“贪心”，黄风岭之难主要缘于“嗔心”，青龙山之难主要缘于“假心”，白骨精之难主要缘于“邪心”，火焰山之难主要缘于“嗔恨心”，女儿国之难主要缘于“痴心”，无底洞之难主要缘于“淫心”，火焰山之难主要缘于“仇恨心”，真假美猴王之难缘于“二心”……
如何消除这些“心魔”？小说多次提供过秘方。第三十六回写面对唐僧在马上高叫“恐又有魔障侵身”，孙悟空晓之以“只要定性存神，自然无事”。第五十一回的题目是“情乱性从因爱欲，神昏心动遇魔头”，写孙悟空去远处化斋之前，以金箍棒画了个降魔圈，令唐僧等人安住其中，叮嘱说：“老孙画的这圈，强似那铜墙铁壁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、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近。”不料悟空去后，唐僧在圈子中坐禅良久，“不见行者回来”，不由起了一点抱怨之心，“遂依呆子，一齐出了圈外”。出圈之后，终于落入魔头之手。可见，“心魔”一旦生发，“妖魔”必定出现。要战胜妖魔，必须付出代价。
清人张书绅在《新说西游记》中曾说：“人生斯世，各有正业，是即各有所取之经，各有一条西天之路。”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是在以幽默的笔墨告诉我们一个严肃的道理：闹心出祸端，收心气定闲。在人生路上，任何人都会随时遇到各种诸如贪欲、权欲、色欲以及金钱、嫉妒、仇恨等“心魔”。只有战胜这些“心魔”，才能有所谓真正的成功，这就是《西游记》提供给读者的一条最基本的人生经验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