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的“谶纬”，其实是“谶”与“纬”的合称。“谶”是秦汉间的巫师、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、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，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、治乱兴衰。谶有谶言、图谶等形式，如“亡秦者胡也”即为秦代的一句谶言。“纬”即纬书，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“经”的各种著作。东汉时流传的“七纬”有《易纬》、《书纬》、《诗纬》、《礼纬》、《乐纬》、《孝经纬》和《春秋纬》，皆以迷信方术、预言附会儒家经典 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谶者预决吉凶。”“谶”作为一种神秘的政治预言，常以政治隐语或谜语的形式出现；而“纬”本意是横的线，与本意为竖的线的“经”是相对的，必先有尊经而后有纬，所以纬至少是在武帝尊儒的行动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的，其产生时间远晚于谶。但是纬与谶都是私相撰述和流传的，纬书假托是孔子所作，谶假托是神明的启发，总之都是声称来源神圣而不容置疑的。
继西汉中期开始对经义的尊崇愈发强烈，孔子的形象也由人变神，近似于天地神明一样的存在了。所以从本源上讲谶和纬都是因神圣性而具备合法性的。两者都是神秘主义的，政治预言本就晦涩难懂，更因解释者的仁者见仁而神秘莫测；纬书也夹杂着阴阳五行、占星和象数，对经义的解释显得牵强附会甚至荒诞离奇，有些已经是完全脱离经义来谈论神秘主义了。
王莽、汉光武帝都利用图谶称帝，取得政权以后，发诏颁命、施政用人也引用谶纬。汉光武帝中元元年(公元56)又正式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，定为功令的必读书，“言五经者，皆凭谶纬说”。儒生为了利禄，都兼习谶纬，称“七经纬”为“内学”，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“外学”，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。其后，汉章帝又召集博士和儒生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(见白虎观会议)，由班固写成《白虎通德论》，把谶纬和今文经学糅合在一起，使经学进一步谶纬化。
谶纬之学，自哀帝、平帝至东汉，在帝王的提倡和支持下，加之俗儒的附和，盛行于世，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。但一些有见识的学者，如桓谭、尹敏、郑兴、张衡和王充等则坚决反对，揭露和批判谶纬的荒谬无稽。张衡还提出了禁绝的主张。南朝宋大明中，始禁图谶，隋炀帝加以禁毁，但唐代仍断续流行，不仅《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有“经纬”和“谶纬”之目，就是《九经正义》也仍遵信谶纬。
直至欧阳修作《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劄子》，魏了翁作《九经要义》删去了谶纬之说后，谶纬才无人信从，此类书籍遂至散佚。明孙盝《古微书》、清殷元正《纬书》、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和黄奭《汉学堂丛书》中都有辑录，而以赵在翰所辑《七纬》和乔松年的《纬攟》较为完备。日本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又将以往各家所辑佚文汇集为《纬书集成》，是此类书的总汇。
历史上有些比较著名的谶纬：
秦朝时，“亡秦者胡”，秦始皇误以为说的是匈奴，于是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，后来历史表明，“亡秦者胡”指的是胡亥。
唐代时，有人预言“唐三世以后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”，唐太宗以为是李君羡，找个借口把他杀了，结果历史表明预言说的是武则天。
南北朝后期，曾流传过一条神秘的预言，预言将有一位“黑衣人”降临成为天子以终结乱世。初期预言是“亡高者黑衣”，结果穿黑衣的北周灭了高家的北齐，后来预言变为“黑衣临天位”，穿黑衣的佛教盛行，连皇帝都出家为僧了。
在四大名著中也有许多谶纬。三国演义中关羽年轻时，有一位老人对他说："雨水盛，麦子亡”这句谶纬中暗示了关羽水淹七军与在麦城被谋害。水浒传中鲁智深，一位禅师告诉他：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富。遇水而兴，遇江而止。逢夏而擒，遇腊而执，听潮而圆，见信而寂。
然而可惜的是，因为谶纬充斥着浓重的神学迷信色彩，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，很快就从经学中被剥离了出去。
但谶纬中并非全是荒诞的东西，其中还含有许多天文、历数、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。此外，像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，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即是《白虎通义》从礼纬《含文嘉》中引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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